贪官悔过书我是农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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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悔过书我是农民的儿子篇一：官员悔过书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
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 “私念
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
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
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
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
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
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
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
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
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
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
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
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
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 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
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
“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
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
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
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
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
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
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
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
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 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
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
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
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
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
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
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
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
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
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 分析之四：
语言战术表功化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
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
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
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本应篇二：盘点落马官员悔
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2014年07月03日03:15 第一财经日报 王培霖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量的加大，以及众多贪官的查处，落马之后和贪污腐败有关
的忏悔，也几乎成为多数落马官员必做的动作，甚至去年被查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已
经写了一份悔过书，并成为其他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而落马官员因何而贪？在贪腐
的路上，他们又走了一条怎么样的心路历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就获悉了一份尚
未公开的腐败官员忏悔书内容，这份忏悔书是一位曾经位高权重、于去年被查的腐败官员在
今年1月所写，再结合此前已公开的其他贪官的悔过书，依稀可看见他们的心路历程。曾
经很“单纯”
既然是贪，就和钱脱不开干系。上述这位官员在悔过书中说，他调任到某市做市长，发
现工资比此前所在的城市减少了十几万元，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才有了后来贪腐的事情。 除了心里不平衡，这也和贪官们所处的充满诱惑的环境有关系。上述贪官也多次提及了
就职当地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业务，钱权也很快达成了默契，贪腐由此发生。 而据《检察日报》披露，曾任海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的李日亮，曾对办案人员说：“收受
别人第一笔钱时，我也害怕过，但收了以后就被钱套住了，从此当上了金钱的奴隶??到后来
别人给我送钱，我都麻木了。”从2002年至2011年初，李日亮在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的犯罪道路上走过了9个年头，
最终在2011年8月初的一天因举报而事发，他回忆说：“反思自己陷入受贿犯罪的漩涡、走
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权力惹的祸。”“随着职位的升迁，自己耳濡目染
一些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思想上渐渐发生了变化，直至发展到收受他人贿赂。”李日亮说。悔过书六类型
对于腐败官员的忏悔，有时候也会被拿出来让在任官员进行反思。比如去年被查的南京
前市长季建业的忏悔书，就成为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据国家土地督察网发布的消息，今年4月22日晚，国家土地督察局云南玉溪例行督察工
作组临时党支部，根据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国土资源部监察局要求，召
开支部扩大会议，组织学习季建业的悔过书。 上述支部负责人要求每个人要深入思考，无论年龄大小、级别高低，要以季建业为戒，
牢固树立终身自警自律自省的意识。国家粮食局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在今年“五一”节假日来临前夕，四川省粮食局通报
了全省一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查办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
季建业的认罪“忏悔书”等，用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干部职工。 而今年4月14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刘星星在人民网发文指出贪官忏悔，因
官员不同，类型也不同。
据人民网披露和分析，贪官忏悔分为三个时间段：“双规”、庭审和入狱后。“双规”阶段，
问题官员希望以忏悔逃过司法，而到了司法审理阶段，则是先忏悔后翻供屡有发生。而等到
入狱后的忏悔，那就会在报纸和专题片上体现，并成为反面教材。 刘星星的文章里，也将贪官忏悔分为六大类型，即声泪俱下型，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为代表；请罪求情型，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为代表；引经据典型，以河南省开封原
组织部长李森林为代表；表功型，以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代表；忆苦型，以原铁道
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为代表；避重就轻型，以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为代表。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
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
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
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贪官忏悔
内容基本具备“四要素”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
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
的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
的忏悔陈述，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
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
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
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
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
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贪官心态
有些悔过书避重就轻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
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
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
1
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
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
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
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
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
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
2
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
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
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
3
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
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
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
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
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
徐亮被判刑13年。
专家观点
悔过或从轻量刑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
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
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
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
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
“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
“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深谙潜规则的电视台长简历：史联文，男，195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研究生学历。2009年出任
辽宁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2012年4月退休。 犯罪事实：史联文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人民币1140.45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5
万元、金条三根300克(价值人民币10.18万元)、江诗丹顿手表1块、鸡血石1块，挪用公
款550万元。
判决：2014年7月21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判处史联文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忏悔：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行，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
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据中纪委官方网站“忏悔录”栏目 贪官悔过书三种类型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高调表功型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
路体系
告诫建议型(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重演篇四：贪腐官员忏悔辞大数据分
析自由谈 来源：凤凰评论原创出品 2014.12.23“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
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
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
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
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
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
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
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
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
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
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
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
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
员袁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
贪官悔过书我是农民的儿子篇二：高官悔过书
篇一：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
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
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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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5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
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
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
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
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
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
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
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
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
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
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
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
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
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
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
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挣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
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以
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
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
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
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
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
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
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
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
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
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
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
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
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
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
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
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
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
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
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
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
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
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谨防“投机性悔过”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
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
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
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
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
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
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
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
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
过书,
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
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
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
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
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
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
篇二：“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
“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
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
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
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
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
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
日前，有媒体报道
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
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
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
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
家庭都是相似的，
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
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
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
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
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
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
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
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
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 官
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正如媒体盘点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
马官员钟爱的开头，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
我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农民的儿子”后来“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上了歧路”，不过，这
个草根出身的身份抛出来时，博取同情、呼求宽大的动机，并不难看出。
分析之二：八股体
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
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
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
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
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
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
有的官员被剥脱了
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
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
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
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
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
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
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
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
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
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
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
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
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
分析之三：忏悔模
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
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
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
××（“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
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
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
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
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
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
贪官悔过书我是农民的儿子篇三：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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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5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挣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
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谨防“投机性悔过”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