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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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历史篇一：绍兴经济的发展历程
绍兴经济发展的条件先天并不优越，可以概括“三低三高"，即资源基础低、工业基础低、教育基础低; 土地成本高、运输成本高、资金成本高。
上世纪70年代，绍兴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绍兴农业基础设施完备，以耕织为主，工业是以手工业主要是以 “三缸”（酱缸、染缸、酒缸）为基本格局。但经30多年的发展后，绍兴已跨入工业化中后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绍兴依托独特的多元文化优势，凭借着良好的历史机遇、政策气候，以及绍兴人民顽强拼搏、真抓实干的创业精神，内强素质、外拓市场，经济总量不断扩张，并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绍兴从一个资源小市发展成为较具综合实力的经济强市；从一个江南小城发展成为独具水乡风情的魅力城市，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可称得上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奇迹。
近十年来，人们在关注、解读绍兴中，绍兴人也在总结自己。人们人中逐步地体会到：绍兴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一、民本经济的优势
改革开放来，绍兴区域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和显著的特征色与优势
是：大力发展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本经济。
这种民本经济，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激发广大劳动老百姓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平等竞争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 是一种以民间积累、民间投资、民间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经济; 是一种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制度适当、机制灵活的经济。
这种民本经济就是一种百姓创业经济，就是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靠老百姓自己来创业、自己来发展、自己来致富的经济。“百姓创家业，能人办实业，干部干事业”，呈现浓厚的创业氛围，百姓自主创业活跃，市场交易活跃、民间投资活跃形成了以千家万户自主创业创新的“民本经济”为基础、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发展区域经济，希望在民间，活力在民营，发展靠民资。“百姓创家业的“民本经济”是绍兴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后，绍兴的老百姓不断创业创新，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在政府管理的职能和方式上不断变革，依托体制先发优势，以独特的经济形态，经过自我积累和滚动发展，绍兴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自身经济总量和运行质量情况不断提升，成为全市国民经济最具活动力的增长点和生力军。
绍兴这种民本经济的发展，实质是一个民营经济不断创业创新的过程。政府政策引导，运用市场机制，老百姓自主创业，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90年代初期，绍兴抓住传统计划体制下短缺经济的机遇和国家取消化纤原料计划限制的历史机遇 ,利用市场优势 ,绍兴首先突破 “三缸”(酱缸、酒缸、染缸）),”锡半城“格局 ,从农村工业起步 ,率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创办家庭工厂，一大批以化纤面料为主的乡镇纺织企业迅速崛起 ,实现了绍兴纺织工业大飞跃。至1980年绍兴已有公社企业达44家，产值1780万元。农民变成了最早的市场主体，绍兴民营经济发展有“先入”优势。
与此同时，绍兴乡村企业与个私企业“放胆”齐步发展，到1990 年代初期告一段落。这一阶段主基调是体制外创新，即将部分企业由体制内改为体制外, 实现体制突围。就是抓住经济体制改革机遇，采用戴红帽的做法，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乡镇企业，由此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非国有经济体系。但这个体系的主体组织主要为“集体经济”。并制定个私企业“四不限政策”（不限比例、速度、规模、类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民营化或非公有化趋向非常明显，由此绍兴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非国有经济体系，绍兴民营经济发展有了“先占”优势。
1992 年由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掀起，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1994年绍兴着手对镇乡村企业“转制”，几乎所有的戴红帽子企业被摘帽，绝大部分集体企业被转成了民营企业,。这个阶段制度转型的重心主要包括了三种类型的企业: ( 1)产权模糊的集体企业; ( 2) 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 ( 3)地方国有中小企业。历时不到五年, 其间绝大部分集体企业被转成了民营企业, 几乎所有的戴红帽
子企业被摘帽。集体工业则下降，民营化或非公有化趋向非常明显。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以后，绍兴提出“放心、放手、放开、放胆”的“四放”要求和“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的“四不限”原则，这些方针政策的出台，使绍兴民营经济迅速驶入了发展快车道，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地位作用明显增强。
1998年绍兴又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实施了“一退三进”的战略，即国有、集体企业要最大限度地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进一步发展规范的股份制经济，进一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2001年底绍兴原有的1188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完成了1176家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民营经济成为绍兴国民经济最具活动力的增长点，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
同时，绍兴个私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截止2007年底，全市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就达18.33万户、私营企业44万家。
民营中小企业成为绍兴经济充满活力和生命的源泉，成为当地最具活力的重要经济主体。绍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仅占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总量的4%，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已占绍兴工业经济的绝对主体，民营经济经济总量比重高达96%。
民营经济涵盖了一、二、三产业，延伸到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等各个领域。研究绍兴经济，就要研究绍兴民营经济。离开民营经济，离开这96％，何谈绍兴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往印象中只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绍兴，如今也成为民营经济发展重镇。全国500强民企阵营中，绍兴占了51席。绍兴传统的‘三大缸’———酒缸、酱缸、染缸，即绍兴酒、酱菜和印染业，在新时期‘酿’出一大批产业。“
（待续）
在大环境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绍兴作为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的区域，为什么老百姓的创业力量极其充沛？
人文经济学认为，在影响一个地方经济生态的环境因素中，地域文化是影响所在区域人群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力量。
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绍兴人经商传统源远流长，既是人文环境的熏陶，更是人文环境的支持。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流淌在绍兴人的血液中，支撑着绍兴人。
绍兴的地域人文传统一直有“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实学思想，推崇务实、变通，具有重商的价值倾向和“艺商”传承。这是在大气候相同的情况下，绍兴的“小气候”特别有助于老百姓创业力量成长的原因。
千百年来，绍兴山水秀美，人文荟萃。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绍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传统文化，造就了绍兴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绍兴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绍兴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绍兴历史篇二：绍兴县历史沿革
从秦汉时代起，置会稽郡，唐代时称越州，至南宋赵构改为绍兴府，这也就是“绍兴”地名的由来。民国以后改府为县。
绍兴县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人类繁衍生息，马鞍山、壶瓶山等多处越族聚居遗址，距今约4～5千年。
传说时代，有鲧建尧郭迎尧巡狩；舜生上浦姚丘，厄会诸侯于百官，因有余姚、上虞、舜江、百官等地；大禹治水，娶妻涂山，计功诸侯于茅山，改名会稽山，遂有会稽之称。后死葬会稽，今存大禹陵等18处遗迹尚历历在目。帝启袭位，史建夏朝，立庙南山，以奉禹祀。帝相失国，少康中兴，无余封国，始号于越。春秋战国，允常称王，僭称越国。句践继位，构筑小城、大城（统称蠡城）。遂有大越灭吴扩土，横行江淮之间，号称霸主。秦始皇统一中国，郡县天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更名大越为山阴，县制同此而始。析山阴东部置会稽镇山为大。山阴在山之北为小，故多撤山阴而存会稽。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山、会并设才成定制，均以城河为界，东会稽，西山阴，且同城而治。
民国肇元（1912），废府设县，绍兴县直属省。3年6月，省、县间设道，属会稽道。16年4月道废，直隶省。24年6月设绍兴行政督察区，次年4月改第三行政督察区，32年4月改名第二行政督察区，绍兴县属区。
1949年10月，绍兴城区改置绍兴市（县级）。绍兴市人民政府成立。7日，析绍兴县东部置会稽县。绍兴县驻柯桥镇，辖城郊、柯桥、齐贤、进化、漓渚5个区。会稽县驻皋埠，辖皋埠、东湖、东关、汤浦、马山、越南6个区。
1950年3月，绍兴县增设钱清、东浦两区。5月9日，绍兴县、绍兴市（县级）、会稽县合并为绍兴县，市区称城区，县辖17区10镇199乡。9月15日，析出绍兴县之城区，复置绍兴市（县级）。27日，省人民政府依照中央政务院统一编制标准划分县别，定绍兴县为特等县。10月，绍兴县进化区所属15个乡划归萧山县；萧山县钱清镇划入绍兴县；嵊县三界区之双江溪、孙岙、上王、喻宅4乡划入绍兴县。
1952年1月，绍兴专员公署撤销，绍兴县直属省。原绍兴专署所属萧绍虞盐特区（盐场管理处）及4个乡划归绍兴县。
1953年2月，绍兴县改属宁波专员公署。7月，齐贤区划分为齐贤、安昌两区，越南区划分为越南、稽东两区。
1954年4月，析汤浦区德政、八郑两乡给嵊县。7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柯桥、安昌、东关3镇为县直属镇。10月，东关区15乡、镇，汤浦区及所属5乡，富盛区4乡划归上虞县。是年，盐特区发生坍江，撤赵湾、荣十两乡。
1956年3月，安昌区及所属11乡划归萧山县，萧山县莲东、莲西、夏履3乡划归绍兴县，合建成夏履乡。3～5月，撤区并乡，撤销14个区建制（保留4个山区、半山区区委班子），将原8镇、155乡合并为7镇50乡。
1958年2月21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绍兴县、市合并；4月，县、市委合并结束；7月，县委决定，市人委机构并入县人委。同时建立市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10月，全县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15个公社，下设137个管理区（大队）。
1959年1月1日，盐特区头蓬乡划归萧山县，南汇乡划归上虞县，撤销盐特区建制。
1960年8月，成立绍兴县绍兴市人民公社。
1961年9月，根据“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原则，调整农村人民公社规模，以原乡、镇建社，恢复区建制。全县设67个农村人民公社，10个区委、区公所。
1962年1月11日，析绍兴县城区筹置绍兴市（县属）。市区设塔山、蕺山、北海、府山及城郊5个公社，同时撤销绍兴县绍兴市人民公社。
1963年1月3日，国务院决定撤销绍兴市建制，改建为绍兴县城关镇。4月23日，绍兴县委决定撤销中共绍兴市委，组建城关镇委和绍兴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 1964年9月5日，复置绍兴专员公署，绍兴县隶之。
1966年，不少公社、街道更名，如敢闯镇、群英镇、跃进乡、五星乡及红旗、红卫、红星、大庆街道。
1972年4月，原东湖区与鉴湖区合并为城郊区。翌年8月复建。
1975年11月，恢复安昌镇、富盛、棠棣3公社建制。
1978年1月，新建新二公社。建立海涂区（后改越北区），辖新围、马海、新二3个公社。至此，全县共设11区、69公社、城关镇及4街道。
1981年3月31日，撤销绍兴县，建立绍兴市（县级）。绍兴县革命委员会改为绍兴市人民政府。6月，撤销各区革命领导小组，恢复区公所。8月，撤销城关镇建制，设城镇工作办公室。9月，柯桥、安昌改为建制镇，恢复人民政府名称。10月，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改称公社管理委员会。
1983年7月27日，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撤销绍兴专员公署，设绍兴市（地级），恢复绍兴县，驻市。9月20日，省府办公厅通知，绍兴县辖鉴湖、皋埠、马山、齐贤、钱清、柯桥、漓渚、平水、越南、海涂（1986年10月改越北区）10区，安昌、柯桥两镇和61公社（乡）；撤销东湖区；绍兴市设越城区（县级），辖府山、塔山、蕺山、北海4街道和亭山、东湖、禹陵、灵芝、城东、梅山6公社。10月，恢复乡、镇人民政府。
1984年8月，钱清、华舍、漓渚、孙端、平水、东浦6乡改为建制镇；下方桥乡改为齐贤建制镇。
1985年9月，马鞍、嘉会、斗门、马山4乡改为建制镇。
1986年8月，富盛、王坛2乡改为建制镇。
1987年4月，合作乡改名安城乡。10月，樊江乡改为皋埠建制镇。
1988年，撤销安昌乡，划归安昌镇；新围乡、江桥乡、陶堰乡改为建制镇。 1989年，柯岩、袍谷乡改为建制镇，解放乡改为娄宫建制镇。
1991年，湖塘乡、稽东乡改为建制镇。
1992年5月13日，县府公布撤区、扩镇、并乡行政区划；撤销10区，并62乡镇为22镇3乡。夏履乡于是年秋改为建制镇。
1996年11月25日，稽江乡改为建制镇。至此，全县均为镇建置。
2000年6月16日，浙政发[2000]121号批复同意绍兴县斗门镇新豆姜等6行政村划归马鞍镇管辖：斗门镇新豆姜、新斗门、新皇甫、新孙端、新合作、新马山等6行政村划归马鞍镇管辖。2000年5月29日，浙政发[2000]97号文拟扩大绍兴市市区行政区域：拟将绍兴县东浦镇、鉴湖镇、皋埠镇、马山镇、斗门镇（不含新豆姜、新斗门、新皇甫、新孙端、新合作、新马山等6行政村）划归绍兴市越城区管辖。原斗门镇新豆姜、新斗门、新皇甫、新孙端、新合作、新马山等6行政村拟仍由绍兴县管辖（待国务院批复）。2000年6月12日浙政发[2000]115号文拟绍兴县政府迁址：拟将绍兴县人民政府驻地由绍兴市区迁至柯桥镇（待国务院批复）。
2001年1月13日，国务院批准：（1）将绍兴县的斗门镇（不含新马山村、新合作村、新黄甫村、新孙端村、新豆姜村和新斗门村）、东浦镇、鉴湖镇、皋埠镇和马山镇划归绍兴市越城区管辖。（2）绍兴县人民政府驻地由绍兴市越城区迁至柯桥镇。 2001年8月15日，浙政函[2001]161号同意绍兴县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平江镇建制，与平水镇合并。平水镇辖72村、1居，驻平水街（原址）。撤销稽江镇建制，部分（青坛等9个村）并入王坛镇。王坛镇辖50村、1居，驻王坛村（原址）。原稽江镇其余部分（车头等10个村）并入稽东镇。稽东镇辖71村、1居，驻竹田头村（原址）。撤销柯桥镇、华舍镇、湖塘镇建制，改由绍兴县政府直辖并调整设立若干街道。 2001年8月21日，绍政发[2001]107号批复：柯桥街道办事处：管理原柯桥镇萧绍铁路以北28居、17村，驻鉴湖路（原柯桥镇址）。柯岩街道办事处：管理原柯桥镇萧绍铁路以南2居、42村，驻柯岩居民区。华舍街道办事处：管理原华舍镇3居、24村，驻华舍村（原华舍镇址）。湖塘街道办事处：管理原湖塘镇2居、39村，驻湖塘村（原湖塘镇址）。
2003年1月30日，浙政函[2003]12号批复，同意绍兴县齐贤镇七里江等15个村划归越城区灵芝镇管辖：将绍兴县齐贤镇七里江、庄头、林头、五峰、前王、潞阳、潞庄、后诸、犭央犭茶湖、山泉、西山头、青云、立岱、大庆寺、嘉会15个村划归越城区灵芝镇管辖。调整以后，绍兴县齐贤镇辖33个村、6个居委会，镇政府驻地不变（前进村）；越城区灵芝镇辖41个村，镇政府驻地不变（曲屯村）。
绍兴县是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原始部落定居时代，属于河姆渡文化圈的绍兴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区域。从秦汉（公元前221年）到明清（公元1911年），绍兴一直
绍兴，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传说时代，尚存舜、禹遗迹。春秋战国时期是越国基地。秦行郡县，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析为山阴、会稽两县，同城而治。民国建元，撤府建县，合二而一，统名绍兴。因山阴、会稽、绍兴，自东汉永建四年（129）起，向为会稽郡治、越州州治、绍兴府（路 ）治、绍兴市（专署）治所在地，故“绍兴”既泛指郡、州、府、市，其辖区时有变动；亦专指越国都城和山阴、会稽及绍兴县。其基本地域和治所，历经近2500年基本不变。而文献史册中郡、县难分，县多以县显而名闻全国，远播世界。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绍兴为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绍兴历史篇三：绍兴丝绸史
绍兴丝绸史
绍兴是中国丝绸的发祥地之一。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已透出蚕织信息；唐宋时代为绍兴丝绸业的鼎盛期，珍品迭出，产品剧增，以“越罗”总其名而为朝野所重，成为东南丝织业的中心。宋末至元明，绍兴丝绸业受挫，日渐落于杭、嘉、湖之后。进入近代以来，先后有过三次较大的发展势头，但最后均遭摧抑。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绍兴丝绸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重新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之一。
一、唐以前的发展期
早在新石器晚期，绍兴地区即留下了蚕织痕迹。位于宁绍平原而紧邻绍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6700年左右的骨梭、打纬刀、陶质纺轮等大量原始纺织工具，在一件盅形雕器上雕有四条蚕形纹饰，蚕首及蚕身清晰，作蜿蜒蠕动状。
到4100多年前的夏时代，绍兴已出产和使用丝绸织物。《尚书· 禹贡》、 《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所到之处，“桑土既蚕”，“其筐织贝”，以丝织物为进贡之物。《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文中“涂山”即绍兴之会稽山。《韩非子》日：“禹会诸侯于会稽之山。”《禹穴记》日：“禹既平水土，会诸侯稽功于涂，禹崩，遂葬于会稽之阴，故山日会稽。”可见其时在古绍兴已盛行以丝绸作为诸侯执物的风气。
大约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丝绸业在绍兴民间得到极大普及。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国，退栖会稽，向谋臣询问复国之计，计倪等曰：“必先蓄积食钱布帛；”“必先省赋敛，劝农桑。”勾践遂将“劝农桑” 定为国策，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以示劝倡。同时，勾践以丝绸作为馈赠贿赂之物，广泛结交诸侯君臣，又于每年春秋两季向楚、晋、齐等国馈赠大批丝绸，以此为向吴报仇雪耻铺平道路。
统治者的刻意劝倡和大量需求，使绍兴丝绸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巨大发展。
首先，外地的先进技术被吸收了过来，《说苑》载：“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其次，品种日趋丰富，除传统的币、帛、采、罗、纱等以外，还独创了“榖”, 成为后世“绉纱”的鼻祖。再次，丝绸已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织葛的村妇为了称道葛布的轻盈便自然地以丝罗衬托，歌吟道：“（葛布）弱于罗兮轻霏霏。”诸暨苎萝村，是远离都城的偏僻之地，但也留下了西施浣纱的佳话。
战国争雄，越国破灭，“劝农桑”国策随之中断，绍兴丝绸进入滞缓期。秦和汉初无甚新的发展，直到汉朝后期才又渐次前进。
东汉时，从事蚕织者较普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即自称“系会稽上虞人”, “以农桑为业”。书中多处以蚕织为譬阐述哲学观点，侧面反映出当时对蚕织技术已有较深了解。同时，丝绸买卖也已成为常见的行业，如东汉会稽士人朱隽自小丧父，其母即以贩缯彩为业，将其抚养。
三国时，绍兴蚕织技术渐趋成熟。吴末晋初会稽人杨泉在《蚕赋》中说：“温室既调??燥室是侯”；“爰求柔桑，切若细缕”等等，反映对蚕室的温度、饲蚕的用桑均掌握了规律。在他的另一篇《织机赋》中说：“取彼椅梓，祯干修枝，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反映织机的用料和制作已极讲究。
东晋时，大批人口南迁，一方面增加了对丝绸的需求，同时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充足的劳力，会稽一带又处于南北交战的大后方，因此蚕织业有长足发展，“亦桑贸衣”是民间的普遍习俗；产品出现了华贵精致的大花纹织物，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妙，不可名状”；越地丝绸名声日起，丝绸贸易更形发达，郡治山阴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名人雅士常至山阴市场购买绸缎。
二、唐宋时代的鼎盛期
隋唐伊始，绍兴丝绸开始具有全国影响，至中唐达到鼎盛期，一直延续到宋末，历时七百余年。
隋场帝年间，越地绸缎“耀花绫”被列为贡品，以“绫纹突起，时有光彩”
而为朝野所重。
唐朝前期，绍兴地区继续努力吸收中原先进技术。唐大历二年，越地节度使薛兼训，募军中未婚士卒，令他们携币赴江北觅娶善织之女子，结果有数百人娶回，使越州丝绸“竞添花样”, “妙称江东”。
中唐贞观年间，经过越地人民的苦心经营和历史积累，绍兴丝绸大放光彩，绍兴成为全国丝绸重地和江南丝绸业的中心。
1、精品繁多，全国居冠。其时每年向朝廷必进的贡品有“宝花罗”、“花纹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轻容”、“兰榖”、“花纱”、“吴绢”等近十种；另外又新创几十种进献，其中有“吴绫”、“吴纱”、“吴朱纱”、“花鼓纱”等等，而全国别的丝绸产地所进贡的品种一般只有一二种，多的也只有三四种。
2、产量巨大，遍及全国。唐时绍兴丝绸产品有四大去向，一是作为每年向朝廷正常进贡之物；二是应付朝廷临时性巨额征调，如公元825年唐敬宗登位，下诏征越绫千匹；三是远销全国各地，连偏僻的边陲也有它的踪影，“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成为诗人笔下的塞外风情；四是就地供民间消费。据以上四个去向估计，其时年产该在百万匹以上。
3、技艺精湛，国内称绝。不仅为宫廷所看重，而且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称道，大诗人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均留下了咏赞的诗篇，白居易在《缭绫》一诗中描写“越溪寒女”织的绸缎说：“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去年中使口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五代十国时，绍兴为吴越行都，吴越王奉行“世方碟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方针，使杭州、绍兴一带的丝绸业继续繁荣，其中“越绫”、“越绢”成为吴越王大量征调的重要物资。
宋代绍兴丝绸进一步发展，数量上跃居全国之首。这里有四个背景因素：其一，朝廷出于赏赐冗官和向异族“岁输”的需要，竭力提倡蚕织；其二，中唐以后中原战乱不绝，而绍兴较安定；其三，宋王室从一开始就遭异族侵凌，大批士人和百姓陆续南迁，至越者尤众；其四，明州（宁波）、杭州是当时的重要海外
贸易港口，而绍兴这时已有浙东运河与上述两地相通，货畅其流，利于丝绸业的发展。
这时绍兴丝绸的繁荣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产业盛极一时。宋人沈立说：“（会稽）习俗务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王十明《会稽三赋》中描绘说：“万草千华，机楼中出，绫纱缯榖，雪积缣匹。”不仅一般农家从业，寺院和尼院也投入其中，所产的“寺绫”、“尼罗”流布极广。第二，产量全国居首。据史料推算，当时全国每年上交中央的绸缎约355万匹，浙江为125万匹，其中绍兴60余万匹，占浙江的50%左右，占全国的17%左右，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总数达数百万匹。第三，逐步形成了地方特色产品，如山阴和会稽的“绯纱”，诸暨的“茧布绸”等，均很有名。由于宋时绍兴丝绸质优量多，影响遍及九洲，因此当时许多外地丝绸也伪称“越罗”，以广销路。
三、宋末至元代的挫折期
绍兴丝绸业在宋末和元时遭受严重挫折，唐宋时的繁荣势头由此阻断。 宋末，官府以“和买”为名的横征暴敛首先给绍兴蚕织业以沉重打击。所谓“和买”，是官府在农民青黄不接时贷给银钱或食盐，待农民收获蚕织产品以后， 以绢绸偿还，一般贷钱千文还绢一匹（值一千二百文）。到宋朝后期，朝庭加紧盘剥，对农民只征绢绸而不贷给任何钱物，“和买”成了新增的税外之税，而绍兴百姓一向“所贷最多”，在浙东路七个州中独占一半，因此一旦变成无偿征调，吃的苦头也就最大。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绍兴在“和买”名下被无偿征调23.26万匹，此后60年间年年如此，虽经五次削减，最后仍高达10万匹，百姓苦不堪言，“民伐桑柘卖老犊”成为绍兴乡间常见的悲剧。
元代以后，绍兴蚕织业受到进一步的破坏，原因有三： 一是蒙元贵族南下后，将吴越等地的染织工匠和织女大批虏掠入宫为奴；二是元初在江浙实行收田赋、拒绢绸的征税政策；三是蒙元贵族对江南人民的镇压与防范甚严，战乱与纷扰增加，时人戴表源在《剡源集》中说：“搜山马过余春草，避世归人起夏蚕。”正是绍兴蚕织业凋零的写照。
四、明清时期的滞缓期
明初，战乱频繁，加之棉业迅速扩展，使全国极大部分地区的丝绸业呈衰废不举的局面，只有浙江、四川还有所坚持。而浙江的丝绸业主要集中在浙北及太湖流域，绍兴从这时开始已落于杭、嘉、湖之下。洪武年间，官府虽也曾在绍设置染织局，但“未几悉罢”。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拧，而以三吴为最”，绍兴显然已被排在最发达地区之外。会稽人张元汴更说：“今罗、绫、绉、榖，越中绝无，唯绢纱稍有焉。”此时上虞、诸暨、会稽、山阴等县有零星蚕桑产地，诸暨出产绢 。
清朝前期，浙江西北的蚕织业更形兴旺，而绍兴仍相对见衰，惟三四种绢绸有较大影响：“绉纱”，在康熙时花样日新，薄而不重，远近闻名：“绍纺”，质地厚实，仍优于嘉、湖等地；“ 榨酒绢”，供当地和外埠酿酒之用，产量极大；“纱筛纱”，供农家制作筛粉器具，相传初时嵊县西黎岙村人能织，“不传女子，只传新妇”。
五、近代起伏期
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十年间，绍兴丝绸业有过三次较为明显的兴衰起伏。
1、清末起伏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的闭关自守，丝绸出口逐年扩大；十九世纪英、法、意等国相继使用蒸气动力织机，丝绸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蔓延蚕病，生丝原料在世界范围内极度紧张，所有这些都刺激了中国的蚕织业，也给绍兴丝绸业的发展带来一次机会。
自道光年间开始，绍兴府属八县全部成为蚕桑产地，大批粮田改成桑地，生丝产销量激增。据光绪四年和五年的统计资料，全府出售的生丝一年中即增长48%，达到1954担。到十九世纪末，机械缫丝业在绍兴出现，1895年会稽县9人集股于曹娥白米堰创办“开源永”丝厂，置缫车208台，日产厂丝百斤，成为浙江最早的近代缫丝厂。与此同时，织绸业也迅速兴起，第一家绸厂“益昌佩”于1893年在山阴（下方桥）创建；大批小型机户涌现，至清末，仅山阴华舍、下方桥两地，即有机户1639户，织机3400台；地域分布上各自形成专业特色：府城南